河北大学100校庆 - 河大故事

追忆我的大学时光(2)

发布时间:2020-06-22 10:51:17 来源:本站原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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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振虎,我校77级中文系校友。资深媒体人,影视剧策划者,高级编辑。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著有《屏幕后的思索》《守望与突围》《旅途苍茫》《在路上遇见你》《铁血丹心》《河北影视剧发展史》等。

一箪食一瓢饮,不改其乐


虽然古人说 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,但是我们还得要“填饱肚子好读书”。

入学一个月后,班里按学校部署评定国家助学金等级,采取个人申请、班级评议、学校批准的程序,我获得一级助学金,每月国家补贴18、5元。助学金基本解决了我的生活费用,上学第一年,每月解决吃饭之后,还可以剩余2元钱,用于买书和买药。但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。

翻阅日记发现,1978年7月中旬竟然记下一件非常琐碎的“小事”:星期天出去买牙膏,碰上两个同学,被拉着逛大街,中午在商场西侧食品店吃了一餐“面包+馄饨汤”,我买完三份饭花钱1、26元、粮票1、8斤。餐后,“二人也没说啥,看来就是如此了”——现在看到这文字,难免有点羞涩。我本不是吝啬之人,当时把这件琐事记入日记,足见钱之紧张(计算一下,1、26元该是我两天多的伙食费了)。

还有一个例证:省话剧团在保定演出话剧《红旗谱》,我和同学花了5角钱一张票去观看。看过梁斌小说原著的中文系学生,对该话剧当然挑剔,特别是舞台表现“无戏”。回来的路上,心头愤愤,倒不是耽误了半天时间,而很是心疼那买门票的5毛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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莲池公园合照



入学之初,母校所在的城市残存着文革的累累伤痕,民风暴躁强悍,治安秩序混乱,经济低迷落后,经常停水断电。体现在学校的伙食上,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供应,我和大多数农村来的同学一样,每天在食堂啃窝头喝棒子面粥。实在馋得不行了,痛下决心买一份红烧肉+馒头,过后看看手里饭票所剩无几,就要连着吃几顿窝头+咸菜度日。早晨只喝一两稀粥,上午到第四节课的时候,腹中饿馁难忍,记笔记的手开始打哆嗦。下课铃一响,抓起书包往食堂奔。

中文系和经济系在一个食堂就餐,因为人多空间小,排队打饭常生纠纷。更严重者是排队加塞,一个同学排在前面,半个班的同学会通过他的手加塞买饭,于是排在后面的人就往前挤。一次,刚打完粥的男生被挤得怒从心头起,转身一轮,把一盆棒子面粥撒成“粥雨”。“吃饭吃饭,一场混战,浑身是粥,满头大汗”,不知哪位编了四句形象的打油诗,传到系里系外。另一位同学则在排队无奈之际口占一绝,“身子尚在望都站,脸皮已到北京城”,套用传说苏小妹讽刺其兄的诗,讽刺加塞者。此后,人们都把衣服上的粥渣戏称为河大“校徽”。

更加令人难受的是,这个城市每周至少有一天停电停水(最早是每个周一),食堂停火,锅炉房停烧。到了这天,学生成群结队出去找饭吃。那时市场还未开放,离学校最近的是五四路饭店,然后是建新街,再往远处走,就是望湖春饭庄了。吃饭回来,喝不到热水,就提着暖瓶跳墙头,到隔壁的104部队院内去打热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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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宿舍合影



《河北大学史》载:1978年7月22日起,周学鳌出任校长,期间“狠抓学校师生对伙食意见最大的难点,亲自调研后,党委决定,打破常规对炊管人员改组,实行优化组合,减人不减薪,提高了饭菜质量。”伙食问题载入史册,作为一任校长政绩之一,足见最初学校“吃饭问题”严重到什么程度。
一次,经济系某班体检时,发现全班集体转氨酶偏高,还有的同学被判患上肝炎,引起全校性恐慌。中文系也去体检,同样发现类似问题。有一位老兄挺身而出,给省教育厅写信反映情况以期引起重视,更多同学在各种场合控诉食堂的伙食管理。我一直身体不适伴有低热现象,几次检查没有查出问题,体检时也发现转氨酶偏高。回家探亲之际,母亲做了一小口袋炒面给我带回学校,晚上饥饿时热水冲两勺作为“加餐”。

终于有一天,北院理科因吃饭引发了风波:有同学食堂买饭时与大师傅发生口角,剽悍的炊事员竟然手持菜刀跳出打饭口,众目睽睽之下“追杀”(也许只是吓唬)那位同学。一时舆论哗然。那个系的学生做出反应集体“罢饭”以示抗议,要求校方开除肇事者并改善伙食管理。消息传开,南院文科学生纷纷声援。班里有几个同学和我商议要贴出宣言并采取行动呼应。最后还是班长老大哥(也许有班主任授意)以班级党支部名义给学校写信,代表全班既对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表示关切,也表决心般地提出要安心学习。结果弄得同学们对班长一时有点意见。危急关头,学校终于答应开除食堂那位大师傅并承诺改善伙食管理,吃饭风波才消弥在萌芽状态。

即使这样,丝毫没有影响中文系1977级学生的学习热情。我们古汉语课讲《论语》,孔子说,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。我在宿舍向同学笑称,自己可以和颜回的境界相提并论,“两个窝头,一份咸菜,跳墙打水,自得其乐”。那个时候,理想主义的光芒始终辉耀着新时期的河大校园,也充盈着莘莘学子的内心世界,艰苦求学,朴素生活,虽因罗锅上山,也源自底层农家子弟的一种自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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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楚辞里学到的“岸芷汀兰”“美人香草”等词汇以及听美学讲座感悟的美与审美,无时不在荡涤中文系学生的头脑,影响和养成着一代“天之骄子”的审美观。当现代时尚之风随时代发展在校园飘然而至,电影演员的大幅招贴画开始贴上床头,外文系的红男绿女招摇过市,来中文系听课的社会青年聘聘婷婷,班里也有女生开始穿连衣裙……一切新奇艳美的变化,都难免令人多看两眼。虽然惊鸿一瞥,但我们号称,更多地关注“内在美”和“心灵美”,风流倜傥,那是旧社会的公子哥,为我等所不齿。后来想想,这种认知,其中不乏真诚之意,也夹杂些许“酸葡萄”心理——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。

上大学期间的穿着打扮,多数人是很不讲究的。我在公社工作期间买便宜布头拼凑做成的“的确良”上衣和“的卡”灰裤子,是我的衣服标配和活动“礼服”。最后领子和袖口洗的发白褪色了,还一直陪伴我读完大学。同宿舍那位当过兵常年穿军绿上衣的同学有个观点,大学生应该干净一点,我虽赞同却从不践行。除周末洗衣服之外,平日发现衣服上的粥点或油污,就拿毛巾点对点地擦拭。后来,买了一幅白色上衣衬领,套到脖颈就是“换”了新衬衣。一双皮鞋出门前用抹布蘸水一擦便焕然一新。就这样,参加“七一”歌咏比赛,“滥竽充数”地练歌、唱歌;组织新年联欢晚会,不卑不亢地与兄弟系男生聊天;报名学校运动会项目,精神抖擞地比拼竞赛不管是否取得名次;出席“琴泉”诗社活动,振振有词地评诗论句;甚至麦收季节学校组织去金庄村拔麦子,我也是这身行头……只是头发总是长而乱地翘着,脸上的棱角也透着孤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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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学校的伙食开始变化。食堂装备了发电机保证停电不停火,锅炉房不再停供热水,细粮供应比例有所增加(40%供应白面),偶尔还可用粗粮饭票买上白米饭(当然要加钱)。到我们毕业前夕,已经形成了几个食堂公开竞争、学生饭票在所有食堂通用,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就餐的格局。
大学伙食的改善,也和整个经济状况好转和市场开放有关。学校周围逐渐办起许多个体餐馆,给学生吃饭增加了新的选择。河大北门西侧有一个小面馆,据说是教师家属开办,成了我的第二食堂。差不多每月吃上三、四次手擀面条。四两或半斤面条吃完,总觉意犹未尽,就对女老板说:再给盛一碗面汤吧。

古人说:“由俭入奢易”。渐渐地,食堂里开始有同学把吃不完的窝头、饼子扔在餐桌上或墙角处,看着令人心疼。班里的张同学便在吃完饭后捡拾,集中晾晒干后拉回家去喂猪用,无形中开辟了一条“勤工俭学”的门路。

到了大四临近毕业那一学期,我手里的粗粮饭票也开始被剩下,就学着其他同学的办法,用粗粮饭票换花生,或者顶替钱币支付拆洗被子和洗衣服的费用。一项由河大教师家属为主从事的“第三产业”便应运而生,一到周末,宿舍楼道里便响起“换花生”“拆洗被褥”“洗衣服”的吆喝声。

年复一年,不知道我的知识和学问增长了多少,生活费用却是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入学第三年,国家助学金涨到了每月21、5元,吃饭之外却已基本无节余;后来,助学金花在伙食费上就有点捉襟见肘,需要另掏腰包贴补一些了——好在我在公社当通讯员期间攒下二、三百元积蓄,加上偶尔有点零星稿费,总算没有出现“无米之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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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之后,回顾校园生活,我的味蕾记忆只有三处印记:一是第一学期食堂停火时在五四路饭店吃“烩饼”,飘在碗上的几片肥肉香彻胃肠;二是有一年北京一位朋友路过母校约见时送我两板“朱古力”(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,苦味里带甜的口感从此难忘);三是大三放假回家路过石家庄,在中山路吃到“中和轩”饭庄的羊肉包子,咬一口顺嘴流油,工作后循着记忆找到中和轩后,再也吃不出那种“解馋”的感觉。
至于河大食堂,我的记忆里,还是它的棒子面粥和红烧肉,5分钱可买半盘吃好几顿的咸菜,还有,吃面条时,大师傅用不戴手套的裸手抓起一把面条,摔在你的饭盆里……





(未完待续)


来源 | 何人犹记公众号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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